2013政策趋势风险

2013政策趋势风险

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，其施政理论、政策思路将在未来12个月逐渐展现在公众面前。　　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。过去10年在城镇化的拉力下，依靠房地产业与大型基建维持的高速增长已必须转型。　　而2013年，可以视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政策主线的定调之年。2013年，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怎样的局面？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？新一届政府将如何起步，能否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，并切实有效地推进改革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　　为此，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专访了宏观经济、房地产、金融与资本市场、产业经济和信息产业等多个领域的专家，寻找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。　　宏观面开始企稳　　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。中央政府对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做出更具体的安排。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采访发现，市场预计宏观经济形势经过调整后，开始触底反弹。　　“目前，中国经济从高速度上主动调整下来，通货膨胀率比较低，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企稳。”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此外，2013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存在，即新一届政府即将展开的施政路线。新领导集体的言行给经济带来利好，并为市场带来积极的预期。　　2012年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一大因素——房地产市场预期将在新的一年有所回暖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，全国商品住宅销售、房地产开发投资、新开工面积、开发商购地等一系列数据表明，“房地产已渡过调控下最冰寒的时代”。　　但他同时指出，这并不等于市场将迎来大幅反弹。从土地待开发面积看，全国还有3亿多平米新建房，待售面积也在3亿平方米左右，库存处于高位，另外，房产税引而待发、舆论热议的官员财产申报等因素都会增加一些不可知的存量房入市，所以“后调控期的市场应该是企稳、向好的常态一面。房价将保持微幅向上的调整趋势，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。”苗乐如表示。　　苗乐如表示，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、力图改变过渡依赖房地产的现状，这一决心不会变。未来的楼市政策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后，将进入调控后期，保持连续性、稳定性的前提下，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。例如适时放开市场，在支持首次置业的同时，也要支持改善性住房的需求，明确改善性住房的交易程序、税收和信贷的支持。　　传统产业预期维持稳定的情况下，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将落在技术升级所带动的结构调整上。　　以信息化为例。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，“信息”一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十八大报告中带有信息、信息化、信息网络、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等词汇的表述，多达19处，并明确把“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”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。　　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信息化工作布局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2年12月召开会议，部长苗圩表示，要以两化深度融合为重点，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。要研究和推动出台具体政策措施，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全面覆盖，不断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。　　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，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，目前从绝对数量来看并不是太高。如果把装备制造、设备制造、运营服务业都算进来，加起来占到10%左右。

存量尚小，增量可观。2013年，信息产业投资将继续呈线性增长的态势，且内需外需一起拉动，带动上游的设备制造业的发展，并对下游的终端芯片制造业、服务业需求形成刺激因素。信息产业对投资结构的优化也将带来巨大帮助，从硬设备、网络投资到转向软件投资，由硬趋软，并推动其它行业的进步。　　陈金桥预测，从市场的角度，高端装备制造业，数字和智能装备制造业将有较好前景。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，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将产生对高端设备和装备的大量需求。　　2013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，宽带通信和新一代移动通讯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格局。随着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规模商用，终端产品、系统设备投资就都将发展起来。光通讯现在已经铺到农村乡镇一级，也将带动较大投资。　　“光通讯和移动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在国际范围内领先。尤其是移动通讯，从TD-SCDMA到现在TD-LTE，我们开始占据产业竞争的高端位置，这将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带来优势。”陈金桥表示。　　投资结构调整之忧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采访发现，2013年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撑，仍然落于投资，这决定了投资集中了与增长和转型相关的一系列风险点。　　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在2013年有激化风险、新兴产业增长遭受部门利益阻碍，以及民间投资“贫血”等问题，将对2013年的投资结构调整，带来一系列挑战。　　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看来，中国传统产业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，“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！”　　冯飞说，目前，产能过剩凸显三个特点。首先，过剩从钢铁行业到太阳能光伏组件，不仅仅涉及传统产业领域，而且还存在于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中。　　第二个特点是，例如钢铁业、电解铝、水泥等行业不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产能过剩，而将出现长期性的过剩。　　第三个特点是，产能急剧扩张期集中，例如平板玻璃等行业仍在增产中，2013年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。　　产能过剩背后，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。“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一个地区投资，投资设想10亿元金额。”冯飞谈到，“但地方政府说你要是投20亿元，我给你更多的土地，以更便宜的土地价格给你，甚至还有一些有资源的地方配矿产资源吸引投资。”　　冯飞还提醒，2013年新政府履行职责所带来的换届效应，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，从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。　　2013年，在经济还需要一定的投资规模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，宏观调控的整体策略将不会限制投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推进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更凸显其重要性。政府应因势利导，鼓励资金投向设备升级和技术创新。　　陈金桥指出，信息化产品从居民个人用户向行业用户、政企用户迁移以后，信息化遇到了传统产业部门的利益阻碍，信息化落不了地，宏观上缺乏重视。　　“比如某个行业信息化系统已经投入2000万元，你现在只花1000万就能做了，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是好事，但是当事的企业会不高兴，他变成一个障碍了。”陈金桥说。　　在一些地方，搞信息化的人反而成为信息化变革的阻力，他们蜕变成为了利益集团。这意味着双重浪费，一方面是存量资源利用不足，另外一方面是增量资源投入不合理。何时能打破信息的封闭王国，一个个信息孤岛怎么连接？　　陈金桥认为，解决利益冲突的一个较好思路是“边破边立，小破大立”。在用新的产品和模式代替旧的时候，原来那些既得利益者可能将失去机会，所以它往往会阻碍、拖延这个进程。

摧毁当下利益格局的前提，是能塑造一个更大的新利益格局，立不起来就破不下去。　　2013年投资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另一风险，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难。由于金融系统不完善，中小企业投资“贫血”的现象长期难以解决。众多民间投资意愿难以得到满足。在经济基本面低落和银行惜贷严重的情况下，它们往往成为最大的受损者。在需要民间投资释放实体经济活力的当下，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。　　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的调研显示，当下国内实体经济层面，企业资金需求和供给量缺口很大，且融资成本过高。“很多民营企业需要资金，但借不到钱。融资成本年利率升至20%多，而行业年利润只有10%左右。即使这样，还有很多企业借不到钱。因为放款方需要抵押或担保，而企业再进行资产抵押，融资成本又将上升2%到3%。”王建业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说。　　目前，中国金融资源存在两个“集中”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。一是金融资源都高度集中在银行，二是银行体系内部，大部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全国性的大银行。北京、上海大银行云集，而再往下一级行政区域，金融机构就不够发达了，而这些地区却有大量的中小企业。　　资金的需求和供给长期错位，但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改变和突破什么，依靠行政手段给银行固定的3%利差，银行与银行间进行同质化竞争即可。2012年开始实质性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，倒逼银行改变，金融服务能力将不断提高。　　正在大规模发展的银行理财产品，实际上也是在资金需求巨大的背景下，市场变相寻求实现利率市场化的一种表现。　　王建业进一步指出，更进一步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，功夫应在银行系统之外。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司信用债市场的发展，这在2013年会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，并对社会融资发挥重要作用。　　对于发展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，王建业表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建立债券评级系统。“我们发展公司信用债，要允许它违约。只有出现了违约或存在违约风险，相应的评级机构才能发展起来，在市场上建立起进入和淘汰的规则。”　　城镇化抓手　　2012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，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。未来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，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，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，走集约、智能、绿色、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。　　华生认为，城镇化之路将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。过去多年的城镇化，建立在土地财政的路径之上，资本成为最大的获益者。2013年是新型城镇化开始起步的关键点，其路径安排至关重要。　　现有的城镇化模式，也就是土地财政模式。这一模式带来一系列恶性循环。　　华生认为，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审视城镇化的推进路径。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：城镇化的过程中谁是主体？城市的发展为谁服务？只有搞清楚主体，才能知道政策该怎么调整。　　“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。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现有的户籍人口，这包括农民工、农民工家属，以及所有的外来人口。”相应的土地制度、户籍制度、财政制度，应围绕上述群体进行全面调整。这种调整要进行复杂的制度设计。其背后本质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。　　城镇化过程中的分配问题，不是简单提高农民工工资。从目前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看，政策的核心是要把城市化成本降下来。土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属性，要用于公共服务，而不是追求更多的资本增值。包括教育、保障房、水利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都要从这里出钱，而不是仅仅提取一定比例。　　眼下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比城市人低多少，但财产性收入却相差巨大，享受的财政支出因身份不同而差别巨大。　　华生说，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收入模式和财政支出分配布局，才能有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在城市稳定生活与工作。这些不断进入城市安居的人们，才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源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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