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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政策趋势风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48:34 阅读: 来源:带轮厂家

2013政策趋势风险

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,其施政理论、政策思路将在未来12个月逐渐展现在公众面前。 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。过去10年在城镇化的拉力下,依靠房地产业与大型基建维持的高速增长已必须转型。  而2013年,可以视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政策主线的定调之年。2013年,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怎样的局面?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?新一届政府将如何起步,能否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,并切实有效地推进改革,加大经济结构调整,都具有重要意义。  为此,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专访了宏观经济、房地产、金融与资本市场、产业经济和信息产业等多个领域的专家,寻找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。  宏观面开始企稳 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。中央政府对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做出更具体的安排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采访发现,市场预计宏观经济形势经过调整后,开始触底反弹。  “目前,中国经济从高速度上主动调整下来,通货膨胀率比较低,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企稳。”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此外,2013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存在,即新一届政府即将展开的施政路线。新领导集体的言行给经济带来利好,并为市场带来积极的预期。  2012年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一大因素——房地产市场预期将在新的一年有所回暖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,全国商品住宅销售、房地产开发投资、新开工面积、开发商购地等一系列数据表明,“房地产已渡过调控下最冰寒的时代”。  但他同时指出,这并不等于市场将迎来大幅反弹。从土地待开发面积看,全国还有3亿多平米新建房,待售面积也在3亿平方米左右,库存处于高位,另外,房产税引而待发、舆论热议的官员财产申报等因素都会增加一些不可知的存量房入市,所以“后调控期的市场应该是企稳、向好的常态一面。房价将保持微幅向上的调整趋势,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。”苗乐如表示。  苗乐如表示,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、力图改变过渡依赖房地产的现状,这一决心不会变。未来的楼市政策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后,将进入调控后期,保持连续性、稳定性的前提下,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。例如适时放开市场,在支持首次置业的同时,也要支持改善性住房的需求,明确改善性住房的交易程序、税收和信贷的支持。  传统产业预期维持稳定的情况下,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将落在技术升级所带动的结构调整上。  以信息化为例。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,“信息”一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十八大报告中带有信息、信息化、信息网络、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等词汇的表述,多达19处,并明确把“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”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。  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信息化工作布局,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2年12月召开会议,部长苗圩表示,要以两化深度融合为重点,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。要研究和推动出台具体政策措施,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全面覆盖,不断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。  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,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,目前从绝对数量来看并不是太高。如果把装备制造、设备制造、运营服务业都算进来,加起来占到10%左右。

存量尚小,增量可观。2013年,信息产业投资将继续呈线性增长的态势,且内需外需一起拉动,带动上游的设备制造业的发展,并对下游的终端芯片制造业、服务业需求形成刺激因素。信息产业对投资结构的优化也将带来巨大帮助,从硬设备、网络投资到转向软件投资,由硬趋软,并推动其它行业的进步。  陈金桥预测,从市场的角度,高端装备制造业,数字和智能装备制造业将有较好前景。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,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将产生对高端设备和装备的大量需求。  2013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,宽带通信和新一代移动通讯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格局。随着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规模商用,终端产品、系统设备投资就都将发展起来。光通讯现在已经铺到农村乡镇一级,也将带动较大投资。  “光通讯和移动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在国际范围内领先。尤其是移动通讯,从TD-SCDMA到现在TD-LTE,我们开始占据产业竞争的高端位置,这将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带来优势。”陈金桥表示。  投资结构调整之忧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采访发现,2013年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撑,仍然落于投资,这决定了投资集中了与增长和转型相关的一系列风险点。 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在2013年有激化风险、新兴产业增长遭受部门利益阻碍,以及民间投资“贫血”等问题,将对2013年的投资结构调整,带来一系列挑战。  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看来,中国传统产业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,“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!”  冯飞说,目前,产能过剩凸显三个特点。首先,过剩从钢铁行业到太阳能光伏组件,不仅仅涉及传统产业领域,而且还存在于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中。  第二个特点是,例如钢铁业、电解铝、水泥等行业不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产能过剩,而将出现长期性的过剩。  第三个特点是,产能急剧扩张期集中,例如平板玻璃等行业仍在增产中,2013年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。  产能过剩背后,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。“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一个地区投资,投资设想10亿元金额。”冯飞谈到,“但地方政府说你要是投20亿元,我给你更多的土地,以更便宜的土地价格给你,甚至还有一些有资源的地方配矿产资源吸引投资。”  冯飞还提醒,2013年新政府履行职责所带来的换届效应,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,从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。  2013年,在经济还需要一定的投资规模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,宏观调控的整体策略将不会限制投资。在这种情况下,推进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更凸显其重要性。政府应因势利导,鼓励资金投向设备升级和技术创新。  陈金桥指出,信息化产品从居民个人用户向行业用户、政企用户迁移以后,信息化遇到了传统产业部门的利益阻碍,信息化落不了地,宏观上缺乏重视。  “比如某个行业信息化系统已经投入2000万元,你现在只花1000万就能做了,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是好事,但是当事的企业会不高兴,他变成一个障碍了。”陈金桥说。  在一些地方,搞信息化的人反而成为信息化变革的阻力,他们蜕变成为了利益集团。这意味着双重浪费,一方面是存量资源利用不足,另外一方面是增量资源投入不合理。何时能打破信息的封闭王国,一个个信息孤岛怎么连接?  陈金桥认为,解决利益冲突的一个较好思路是“边破边立,小破大立”。在用新的产品和模式代替旧的时候,原来那些既得利益者可能将失去机会,所以它往往会阻碍、拖延这个进程。

摧毁当下利益格局的前提,是能塑造一个更大的新利益格局,立不起来就破不下去。  2013年投资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另一风险,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难。由于金融系统不完善,中小企业投资“贫血”的现象长期难以解决。众多民间投资意愿难以得到满足。在经济基本面低落和银行惜贷严重的情况下,它们往往成为最大的受损者。在需要民间投资释放实体经济活力的当下,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。 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的调研显示,当下国内实体经济层面,企业资金需求和供给量缺口很大,且融资成本过高。“很多民营企业需要资金,但借不到钱。融资成本年利率升至20%多,而行业年利润只有10%左右。即使这样,还有很多企业借不到钱。因为放款方需要抵押或担保,而企业再进行资产抵押,融资成本又将上升2%到3%。”王建业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说。  目前,中国金融资源存在两个“集中”,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。一是金融资源都高度集中在银行,二是银行体系内部,大部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全国性的大银行。北京、上海大银行云集,而再往下一级行政区域,金融机构就不够发达了,而这些地区却有大量的中小企业。  资金的需求和供给长期错位,但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改变和突破什么,依靠行政手段给银行固定的3%利差,银行与银行间进行同质化竞争即可。2012年开始实质性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,倒逼银行改变,金融服务能力将不断提高。  正在大规模发展的银行理财产品,实际上也是在资金需求巨大的背景下,市场变相寻求实现利率市场化的一种表现。  王建业进一步指出,更进一步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,功夫应在银行系统之外。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司信用债市场的发展,这在2013年会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,并对社会融资发挥重要作用。  对于发展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,王建业表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建立债券评级系统。“我们发展公司信用债,要允许它违约。只有出现了违约或存在违约风险,相应的评级机构才能发展起来,在市场上建立起进入和淘汰的规则。”  城镇化抓手  2012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,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。未来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,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,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,走集约、智能、绿色、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。  华生认为,城镇化之路将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。过去多年的城镇化,建立在土地财政的路径之上,资本成为最大的获益者。2013年是新型城镇化开始起步的关键点,其路径安排至关重要。 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,也就是土地财政模式。这一模式带来一系列恶性循环。  华生认为,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审视城镇化的推进路径。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:城镇化的过程中谁是主体?城市的发展为谁服务?只有搞清楚主体,才能知道政策该怎么调整。  “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。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现有的户籍人口,这包括农民工、农民工家属,以及所有的外来人口。”相应的土地制度、户籍制度、财政制度,应围绕上述群体进行全面调整。这种调整要进行复杂的制度设计。其背后本质,是利益的重新分配。  城镇化过程中的分配问题,不是简单提高农民工工资。从目前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看,政策的核心是要把城市化成本降下来。土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属性,要用于公共服务,而不是追求更多的资本增值。包括教育、保障房、水利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都要从这里出钱,而不是仅仅提取一定比例。  眼下,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比城市人低多少,但财产性收入却相差巨大,享受的财政支出因身份不同而差别巨大。  华生说,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收入模式和财政支出分配布局,才能有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在城市稳定生活与工作。这些不断进入城市安居的人们,才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源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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